为人民歌唱的“中国爱体育- 爱体育官方网站- APP 世界杯指定娱乐平台之莺”

2025-11-30 16:4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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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小燕家的客厅里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着一架她心爱的三角钢琴，墙上挂着她一幅大大的、足具风采正在演唱的木刻画像。当记者近距离欣赏年近百岁的周小燕时，不得不惊叹与她年龄对不上号的容貌和一种非凡的气质。她散发着明快、高雅，令人感到鼓舞的魅力，恬美，亲切，充满激情。既有知识女性的优雅、聪慧，还保持着像小姑娘一样的热情和率线 日，周小燕出生在湖北武汉的一个工商世家。父亲非常喜欢音乐，受其影响，周小燕从小就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于1935 年9 月考入了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专门学习声乐演唱。1937 年，周小燕从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回家过暑假。抗日战争爆发了，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父亲对她说：“不做铁蹄下的顺民，不要回上海了。”小燕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她和妹妹们帮助母亲为抗敌将士缝制棉衣，去医院护理伤病员。她参加武汉合唱团，用那独特的歌喉，在街头、学校、医院……演唱抗日歌曲。《长城谣》《歌八百壮士》《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等抗日名曲，都是由她首唱的。1938 年，在同样酷爱音乐的父亲鼓励下，周小燕留学法国，踏上了漫漫求学之路。先是在巴黎，师从意大利籍男中音贝纳尔迪教授。后又受到许多著名声乐专家的指点，较熟练地掌握了法、英、意、德等多种语言的歌唱技巧。1945 年10 月，在巴黎国家大剧院以清唱剧形式演出歌剧《蚌壳》，引起西方瞩目。在英国演唱《长城谣》等中国歌曲，受到高度评价，被法国著名评论家杜弗誉为“中国之莺”。1946 年7 月，她先赴卢森堡，后又飞到了柏林、日内瓦、布拉格、华沙等地演唱，获得成功。1947 年10 月，周小燕回到了阔别九年的祖国。回国后，她往返演唱于南京、上海、苏州、杭州、武汉等地的剧场和电台，同时还为交通大学等学校的进步学生作义务演出。建国后，她作为文化的使者，经常出访东南亚及东欧国家。

　　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江苏省艺术剧院院长顾欣说：“周老师这个人，就是为事业而生，为事业而活的。”1989 年，成立不久的周小燕歌剧中心北上南京，与江苏省歌舞剧院合演意大利著名歌剧《弄臣》。这是亚洲地区第一次上演这出世界歌剧精品。已经73 岁的周小燕，每天都在排练场。那天，她边后退边与学生说着戏，脚底一滑，摔倒在地。她被诊断为大腿股骨骨折。这时候，大家都担心她受得了吗。她却自责给大家添麻烦，担心地说：“《弄臣》要弄勿好了。”她决定不离开南京，就在当地做手术。9 寸长的钢针打进了她的大腿内。没几天，她就将演员一个一个叫到了病房，一个一个地辅导。演出那天，她摇着轮椅来了，悄悄地在观众席边的走道上看。幕间休息，观众们发现了她，立即拥上来。演出结束，她被人们推上了舞台。台上台下掌声一片，欢声一片。顾欣说：“这就是周老师，她的精神、品格，一直感染着我，影响着我。”

　　周小燕从事音乐教育近60 年，桃李满天下。她至今还带本科生、研究生，每天都亲自上课。“到现在我所做的事情，比如我得到这样多的荣誉，我总和他们说收支不平，我付出还太少，得到的太多。我在世的时间也有限了，现在只让我一天工作一个小时，教一个学生，我说可以上午一个下午一个，一天教两个吧！他们说不行。我这次住医院住了50 天，主要是累的。当然不单是教学生，还有开会，我觉得开会很累呀！不过现在已经恢复过来了。正像他们说的，我是人前一条龙，人后一条虫，你们走了我就不行了……”尽管这样，从不服老的周小燕却表示，“90 多岁是足球的下半场，还要踢进两个球：一是培养更多的老师和人才，二是要真正原创一部国人喜爱、走向世界的歌剧。我要为实现我的愿望继续努力前行……”

　　她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与周总理的见面。“1949 年，我应邀赴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周总理一看见我就拉着我说：‘小燕，你有30 了吧？’我说：‘已经32 岁了。’总理还念念不忘地问起我弟弟德佑坟上立碑没有，我回答说没有给立碑。总理说：‘可以立个碑嘛。他这样一位青年，离开优越的环境参加我们的队伍，很不容易。’没想到日理万机的周总理还会记得十多年前死去的一位普通革命青年，令我十分的感动。谈到为国捐躯的小弟，我对总理说：‘我对革命没有什么贡献，这次当上代表感到很惭愧。’总理鼓励我说：‘革命不在迟早，只要站在人民一边就好。你要好好向你弟弟学习。’周总理还多次鼓励我‘要做人民的音乐家，做人民的代言人，要人民喜欢你’。这些教诲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人生的信条。”

　　周小燕向我们讲述了和周总理同唱马赛曲的经历：“在一次招待会上，因为我是从法国回来的，周总理点名要我唱马赛曲。我虽然熟悉它的旋律，但歌词不记得了。当时我就只唱了前面一点歌词……”周小燕用法语唱出了前两句，接着讲述道，“……后面的歌词就不会了，但是总理整首歌的歌词都记得，他带着我把这首歌唱完了。回来以后我就找这首歌，并把它学会。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总理要我唱革命歌曲，唱人民喜欢的歌曲，做人民的歌手。他讲的都是人民、人民。我其他的不懂，但是这点我可以做到，站在人民的一边，为人民歌唱。这句话一直到现在都是我的座右铭。从那以后，我就是照着这个目标努力的。如果问我怎么被选上当代表，我想就是这个原因吧，因为那个时候我真是什么都不懂。后来，我从波兰访问回来知道被选为人大代表。”

　　周小燕的父亲周苍柏1917 年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经济系，曾任汉口上海银行经理，湖北省银行总经理，重庆华中化工厂、汉中制革厂董事长。1945 年后，任政府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署长。周苍柏是中国第一代银行家，是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实业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他曾资助中国及新四军，与周恩来、董必武、陶铸等领导人关系深厚。解放后，周苍柏夫妇应邀作为工商界的代表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周苍柏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轻工业部副部长、湖北省第一至三届政协副主席、湖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是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第三、四届常委。

　　“人代会上，都是远距离地听毛主席讲话，但是和周总理、邓大姐他们很近，有像父母那样的亲切感。我那个时候参加了土改，学了一首地主和农民到底谁养活谁的歌，是用上海话唱的。总理听说我会唱这个，在开大会的休息期间，一有空就说，小燕在吗？你唱唱。有的时候，大会期间搞些表演什么的我也唱这首歌。每年到北京参加人代会，周总理和邓大姐都叫我们到家里去。那个时候，周总理住，就是房间大一点，里头就是几个沙发、一张桌子，摆设很简单的。有的时候周总理在家，有的时候是邓大姐，张瑞芳、白杨、秦怡和我四个人一块儿去。通常都是晚上，有时候我们都睡了，一听说周总理回来了，马上从被子里跑出来。每次总理都是问问我们的工作怎么样、生活怎么样，有时吃点简单的夜宵。有一次邓大姐和我说：‘我和你家里是两代的关系。’我说：‘那我该管你叫邓妈妈了。’但我还是跟着大家叫她邓大姐。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做统战工作，我爸爸是上海银行的经理，也在重庆。另外，我弟弟去世的时候，在家里开了个追悼会，总理、邓大姐、董必武他们都来参加追悼会。我父亲那个时候为党做了些什么工作，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这些事情都是后来看了档案记录才知道的。周总理逝世时，我如同失去了父亲一般，一下子痛哭得昏过去了。”

　　周小燕和张骏祥相识于20 世纪50 年代的印度之行。周小燕回忆道：“1950 年出访印度的文化代表团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派出的第一个大型文化代表团，周恩来总理亲自抓的。团长是丁西林，团员有文化界的刘白羽、自然科学界的钱伟长和社会科学界的冯友兰、美术界的吴作人、电影界的张骏祥、汉学家季羡林、国际学家陈翰森等。我和张骏祥是代表团里仅有的两位单身男女，这也许就是缘分吧。去印度之前，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北京集中训练了一个月。这段时间里，我们相互有了了解，正式确定关系是在印度泰姬玛哈陵。我们1952 年5 月在上海结婚，男方的证婚人是夏衍，女方的证婚人是贺绿汀。我丈夫是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第五届和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我记得往往是我到北京参加人代会时，他也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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